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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钱学森何以成大师 助手探究“钱学森之问”答案

2017-11-20 17:34

钱学森虽然离我们远去,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:他何以能成为国人敬仰、世人尊重的科学大师?我们应该向钱老学习什么?

11月12日下午,做了钱学森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同志做客本报“文化讲坛”,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
兴趣广泛

前沿科学、文学艺术,连菜谱也买来看

主持人问:钱学森去世以后,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哪些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位科学大师?

涂元季答: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。成就钱学森的因素有很多,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:他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。虽然他父亲叫他学理工,但同时又让他学习很多文科的东西。比如,他让北师大附中的校长林励儒教他伦理学,让高希舜教他绘画。钱老本人也说:我不仅喜欢科学,我也喜欢艺术,包括艺术理论。他在上海交大的时候,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《艺术论》,他说:我读后很受启迪,原来对艺术还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分类。

问:听说钱老读书的范围非常广,连菜谱也买来看?

答:我给他当了20多年的秘书,可以说一句不夸张的话:恐怕很少有人比他买的书多。新华书店专门给他留一个格子,出了什么新书就给他留着,包括当时最尖端的外文科学书籍、杂志。新华书店的人都问:他一个人读得了这么多?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在“加塞”?一次,看书店送来的书里还有一本菜谱,我还以为是厨师“搭车”买的,一问才知,原来这也是钱老的读物。

钱老不是一个藏书家,而是一个看书家。他看书的效率也很高,哪些章节废话多,哪些章节有内容,他一浏览就知道了,并且把精彩的章节推荐给我们。

问:钱老的导师冯•卡门对他影响很大,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?

答:冯•卡门教授不仅知识渊博,还善于交际,家里经常高朋满座,既有政府官员,也有好莱坞明星。钱老当时帮着招待客人,其社会活动能力、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。钱老虽然很有学问,但不是书呆子。他回国后能够把那么大一个庞杂的队伍组织起来,能处理好方方面面、上上下下的关系,既能把事情完成,又可以把关系处理好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冯•卡门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能言善辩,这对钱老影响也很大。听过钱学森讲课或学术报告的人都说: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、一种享受,因为他每一次的讲话总能够给人新东西,总能够给人启迪。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,他都能讲得很生动浅显,专家不觉得浅,外行不觉得深。

钱老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,始终在不断地学习、思考。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在力学、航空火箭方面处于世界一流,他的《工程控制论》一书出来后,冯•卡门看了以后说:我为你感到骄傲,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。但他并没有满足,回国以后在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,搞系统工程;系统工程成熟了,他在晚年又开始开创基础的理论系统学。

做事较真

对就是对,错就是错,来不得一点含糊

问:您对钱老的严谨治学有什么切身感受?

答:应该说钱学森从青少年时期就有实事求是的品德,对就是对,错就是错,来不得一点含糊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科学精神、科学品德是虚的,没有这些成就不了大师。

在上海交大的时候,一次水动力学考试,教授给钱学森判了满分。但卷子发下来以后,他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老师没有注意,马上举手说:老师我没有全对,我这儿做错了。教授后来给他扣了4分,并把卷子保留着,去世之前还说:我这儿还有一份钱学森的卷子。

问:我们在采访钱老学生的时候,他们说:晚辈给他指出错误,他都会很虚心接受。

答:作为一个大科学家,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要提出自己的见解,只要有一丝闪光点,不管他说的跟钱老的意见一致不一致,他都虚心接受。

在上世纪60年代,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力学大师,他的一篇论文中间有个小错误,被一个在新疆农场农业大学工作的人发现了,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。没想到钱老收到信后非常重视,很快回信:看来你是一个很动脑筋的年轻人,我非常感谢你。凡是学术论文当中的错误都得及时公开指出,以免后来人引用耽误事,所以我建议你把你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,投给力学报,在整个力学界公开这个错误。后来在钱老的推荐下,这篇论文公开发表了。

他经常说:我们知道就说知道,不知道的就说还有待研究,绝不能含含糊糊,因为我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要对读者负责的。

问:许多人对目前国内的学术环境很不满意,钱老怎么看这个问题?

答:钱老对“一团和气”的学术空气很不满意。他批评说:大家当面都是你好我好,可是背后乱发议论,这不是搞学术的,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。

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:钱老和茅以升先生的争论。钱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大意是:先要奠定好理论基础,再来学习工程技术。茅老看后有不同意见,认为先掌握了某种技术,再来学习理论,也不见得错,就发了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见,直接点了钱学森的名字。茅老过世后出了一本文集,其中收录了这篇文章,但编辑把钱学森的名字隐去了。钱老看到这篇文章后说:茅老在文章中批评的就是我,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点出来?学术上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。所以,他马上就给这个出版社写了封信,说希望你们再版的时候加一个注,就说茅老批评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,我应该负责。

所以在学术上就应该公开争论,但是许多人抹不开面子,甚至互相封锁、互相保密,他说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。

问:钱老一生著作很少,这是什么原因?

答:钱老生前发表的著作、文章虽然很少,但都是他个人的真东西,他从不掠人之美。

钱老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数学,觉得这是数学里面新的前沿,很有意义,就把他约到办公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,之后指导写论文。论文写好后,这位教授说:您花了那么多心血,我建议这篇文章我们两个署名。钱老回答说,科技论文的署名只能署干实活的。如果说我给你提过几点建议,你觉得合适、接受了,最多在论文的结语提一句就行了。这是世界学术论文的惯例,我们必须坚持。

洁身自好

办不了的事情决不勉强,办得了的事情决不放弃

问:您在钱老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,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?

答:跟着钱老这20多年,我感触最深的,应该是怎么做人。钱老不仅在做学问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,在做人上也是典范。

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想不到:钱老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的,从不麻烦别人,直到他卧病在床、不能行动之后。

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:钱老晚年很少到外地去,唯一的一次,是他当科协主席的时候,与朱光亚、吴阶平等人到黑龙江镜泊湖消夏。当时宾馆的条件比较差,没有蚊香,但蚊子非常多,我都被咬得没睡好。第二天我问钱老:您晚上是怎么睡的?钱老回答说:我是南方人,不怕蚊子咬——蚊照咬、我照睡。他说着还挽起袖子给我看,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。

问:钱老在生活上这么自立、简朴,的确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答:钱老在生活上很随意,但在原则问题上很较真,不怕得罪人。

钱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,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情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有一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文章,马上给我写了一个条:涂元季同志,我已经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消息,按照这个规定我是要缴税的。请你尽快帮我问清楚。我问了一下有关部门,他们说:现在这个问题还在讨论阶段,请转告钱老,让他老人家不要着急,等具体办法下来后我们马上告诉他。

大事上更是如此。就拿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问题说吧,当时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都是与钱老同辈的老科学家,谁来担当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?答案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清楚,但就是没人敢公开提出来。在原航天部党委会上,钱老说:我认为,第二代的战略导弹要由年轻人来担当重任,总设计师由他们来当吧。

他说完后,大家马上热烈鼓掌,都说“同意”。要知道,说“同意”容易,但谁第一个发表意见可是得罪人的事!要不是钱老第一个提议,谁敢出这个头?

问:听说钱老晚年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,如不接受吃请、不参加任何开幕式,不为他人写序,不题词。

答:这是钱老抵制学术乃至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唯一办法。钱老退休之后,无职无权,面对不正之风,他说: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,不沾一点点污泥。

就拿成果鉴定会说吧,钱老认为:我不能说这些成果都是不好的,但是我知道鉴定会有很多文章,我区别不清,唯一的做法就是回避。但“回避”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比方说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主持了一个项目,说这个项目是按照钱老的倡导来做的,希望他能参加鉴定会。钱老很郑重地回了一封信,说:虽然这件事情是我倡导的,但我只是知道宏观上的大方向,具体细节我并不懂,因此我不宜参加你们的鉴定会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老百姓的日子还不怎么富裕,钱老对借开会之名搞大吃大喝的事很反感,在北京开会绝不住会,饭也回家吃。群众对有些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游玩有意见,钱老说:我不出国,哪儿也不去。

问:在做人方面,还有哪些是您印象深刻的?

答:钱老经常说:要审时度势,办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勉强,办得了的事情你要下定决心,坚持不懈,毫不放松。比如,东风二号第一次发射出问题后,让钱老负责故障分析。他就把控制系统的人员组织起来,说:每个星期四下午我来听你们汇报,我们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来!此后,甭管有什么事情,每个星期四他都按点就去,后来终于把控制系统的问题解决了。

钱老去世后,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也在纪念他,其中钱老的好友马博先生说:他最佩服钱学森的,就是他的毅力,他认准一件事情一干到底,绝不半途而废。

人才培养

共同寻找“钱学森之问”的答案

问:钱老在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?

答:人才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。他多次说过: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,成绩也不少,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,自新中国成立以来,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、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。

问:11月11日,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:让我们直面“钱学森之问”: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?

答:我跟了钱老这么多年,我感觉他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。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,对大学的学科设置、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,产生了许多弊端。钱老回国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,说:怎么我们大学的样子都变了?清华、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,专业分得很细,培养出来的都是“专家”。要知道在美国“专家”是个贬义词,如果他们说到谁是“专家”,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,而且有点死心眼。

后来,在钱老和其他科技界前辈的极力倡导下,由中国科学院办了中国科技大学,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的。

问:您认为“钱学森之问”应该如何破解?

答: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,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。我觉得钱老生前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谈话给我们某些启发:在加州理工学院,教授、系主任的权力大得很,上什么课、课怎么讲,全是他们说了算,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不插手这些事。

总之,我希望大家都来探讨这个问题,找出答案,使我们的教育逐步改革,能够走到钱老所希望的那个境界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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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20 17: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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